张瑞图 （1570—1641年），字长公，又字无画，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主道人等。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人（今青阳镇莲屿下行）人。生于明穆宗·隆庆四年庚午（1570年），著名书画家。《明史》记入“阉党”。晋江青阳下行张瑞图故居故居至今保存，居住着张氏后裔（《泉州民居·张瑞图故居》）。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张瑞图曾告假还乡，居家两年，在泉州东湖畔营建一处居室，作为与郡中士绅交游之所。张瑞图出身晋江青阳下行村农家，父亲张志侹“俭朴食贫”。张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自小习儒，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据说林天咫是李贽的后人）。家贫，供不起夜读灯火，每天夜晚都到村边的白毫庵（参见《泉州寺庙·白毫庵》）中，就着佛前的长明灯苦读。年青时，一面执教谋生，一面参加科举考试。妻子王氏是沙塘人，善于纺织，婚后每以机杼纺织的收入供给家用和支持张瑞图求学的资用。有一天，张瑞图从塾中归家，看到王氏在喝大麦粥充饥，不由长叹：但愿老天开眼，让我早日出头，别让家人总吃这大麦粥！ 张瑞图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为诸生时，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他文思敏捷，弹指立就。翌日，文章不胫而走，喧传府县二学。由此文名大噪，泉州一带都盛行由他解释的经文。为宦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张瑞图举于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胪唱第三名进士及第（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少詹府少詹事，天启六年（1626年）迁礼部侍郎，是年秋，与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张瑞图官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之际。内阁首辅顾秉谦和先后入内阁的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来宗道等人，都成为魏忠贤私党，时称“魏家阁老”。《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 “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明年（天启三年，1623年）春，秉谦、广微遂与朱国祯、朱延禧俱入参机务。” “（首辅）叶向高、韩爌相继罢，何宗彦卒，秉谦遂为首辅。” 【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辞职归里。（《泉州人名录·叶向高》） 韩爌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继叶向高为首辅，十一月致仕。何宗彦于光宗立后，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元年（1621年）夏还朝，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天启四年正月（1624年）卒官。】 “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魏）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黄立极……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忠贤以同乡故，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并参机务。时魏广微、顾秉谦皆以附忠贤居政府。未几广微去，如磐卒。明年（天启六年，1625年）夏，绍轼亦卒，铨罢。其秋，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入。己而秉谦乞归，立极遂为首辅。” 列入魏忠贤“阉党”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 张瑞图毕竟是儒学中人，他进退于魏忠贤“阉党”之内，其实也是很矛盾的。和同乡苏茂相（《泉州人名录·苏茂相》）一样， 只能认为，他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和对魏忠贤的敬仰，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含有政治投机性质。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他还是表现出与“阉党”的穷凶极恶有不同之处，“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府志》）。如据林欲楫《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记述的： 天启五年（1601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天启六年（1602年），京师文庙附建魏忠贤生祠，张瑞图与吕天池谋阻之不可得；魏忠贤又想在祠中塑造自己雕像，张瑞图不敢公开反对，诙谲晓譬之，事遂寝止。天启六年（1602年），方孝孺、李承恩、惠世扬诸大臣系诏狱，原拟冬至日处决，张瑞图提请缓刑，苦心维挽，终使熹宗降旨停刑。等等。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驾崩，思宗（崇祯帝）即位。一开始，崇祯帝出于策略考虑，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庄烈帝（思宗·朱由检）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劾立极、凤来、瑞图、国木普（“木普”合一字）等‘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 经一段时间后，崇祯帝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勒令魏忠贤出京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全部财产充公，掀开清算魏忠贤“阉党”的序幕。魏忠贤于十一月初六自缢于阜城县南关。从此，开始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张瑞图上表告归。《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泉州人名录·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 但事情并没完。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崇祯元年正月，张瑞图两次求退，不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大学士张瑞图引疾求去，温旨慰留……大学士张瑞图以人言求免，不允。” 最初，朝议定魏忠贤逆党，虽牵连当政阁臣，但张瑞图并未列入。然而，崇祯元年（1627年）二月会试，施凤来、张瑞图任考试官，所取考生几乎都是中官、勋贵的姻戚门人，终于激怒了崇祯帝。《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施凤来、张瑞图被罢免。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张瑞图列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崇祯三年（1630年），张瑞图被遣归。张瑞图落职后，偕如夫人贺氏隐居晋江青阳下行故里，生活恬淡，优游田园林壑，忘情山水，经常往白毫庵中与僧人谈论禅理，以诗文翰墨自娱，留下大量书法及诗歌作品。所作《村居》、《庵居》六言诗300首为世人传诵。崇祯十四年辛已（1641年）卒于家，终年七十二岁。著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等。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唐王·朱聿键为张瑞图被列入“阉党”一案平反，赐谥文隐，重新祭葬。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泉州人名录·林欲楫》）为张瑞图撰写数千言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晋江文化丛书·第2辑·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列举十数件张瑞图与魏忠贤曲折斗争的大事为其翻案。林欲楫感慨“夫洁身以全名者，曲士之所易；濡迹以救世者，圣贤之所难也。” 或者时逢乱世，未能引起世人注意；或者林欲楫与张瑞图的关系过于密切，两人是姑表兄弟，又是同榜举人、同榜进士，张瑞图之子张为龙更是林欲楫的女婿，其公正性被打上问号，致使林欲楫的说法未能得到普遍认可。不管如何，张瑞图的“阉党”帽子一直戴在头上却是不争的事实。张瑞图墓在青阳下行村东北，俗称探花墓。1956年迁青阳西南塔仔山顶。书法成就 张瑞图是晚明时期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年轻时即以擅书名世。时人将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善书四大家”。日本书坛亦极力推崇。从江户时代起倭人就因黄蘖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带去张瑞图的书迹而熟知其人，对日本书坛影响甚大，张瑞图被称为“水星”。日人称其书法“气脉一贯，独自风格”。《明史·卷288·列传186·文苑4·董其昌》：“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清·秦祖永《桐阴论画》：“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钟指三国·魏·钟繇，王指东晋二王。钟、王所创立的书风，历经唐、宋、元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源远流长的帖学传统，并据书坛主流，其审美特征表现为崇尚阴柔之美。由元代赵孟頫树立的妍媚柔婉书风，将钟、王帖学传统推向高峰，对明代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追求外在形态的“姿媚”蔚成风气。于是，明初出现了三宋、二沉等人端整婉丽的“台阁体”，明中形成了端庄典雅的“文派”书风。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综述明代书法曰： “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体，以庸为工，亦但宜簪笔干禄耳。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於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家者。又其帖学，大抵亦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晚明四家”中的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当属马宗霍所云的“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邢侗精研东晋二王，临摹几可乱真，自谓“拙书唯临晋一种”；米万钟擅行草，作为米芾后裔，谨守家法，在米字体格中唯增圆润。两人虽不学赵孟頫之体，却未离二王樊篱。董其昌公开向赵孟頫宣战，力纠赵书之妍媚熟甜。董其昌以“复古”为借口，法唐而入晋，坚持一种貌似传统的立场。实际上，董其昌倡导的“淡意”，在晚明还是具有极大审美转换意义的。他把严肃的创造过程，置换为一种适意潇洒的自娱过程，提倡“物我合一”、“主客交融”，不追求技巧的展现和形式的面面俱到。他以“熟后得生”的途径，求流润中的“生拙”之味，以“率意”的笔法，在放逸中现“自然天真”之趣，其风格与赵书相比，更多生拙、放逸、简淡、萧散之韵，然体貌仍不离圆、秀，尤其在弘扬帖学、重振钟、王风神、讲求姿态方面，与赵孟頫是一致的，只是另立了一种形态。只有张瑞图，重学养、弃旧学，勇于创新。其《果亭墨翰·卷1》小楷“书评诗评”中写道:“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 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然他的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诸人创立的奇倔狂逸风貌颇为相似，共同在钟、王之外另辟蹊径。虽然在书品和成就影响方面，不能说张瑞图超过三家尤其是董其昌，但却独创一格，属于“绝尘而奔”者。书法特点 张瑞图的书法确不同于柔媚时尚，而别具“奇逸”之态。他擅长的楷、行、草书，笔法硬峭纵放，结体拙野狂怪，布局犬齿交错，气势纵横凌厉，构成强烈的力感、动荡的气势，确属奇而逸，时人赞为“奇恣如生龙动蛇，无点尘气”。张瑞图的书学渊源，前人略有论述。张瑞图也从帖学入手，只不过崇尚的是“狂草”派书风和讲求厚重力度的“苏体”笔法。清·梁巘《评书帖》曰：“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行草这个书体的高度成熟而蔚为大宗，是以王羲之《兰亭序》出世为标志的，其用锋变化之丰富、微妙，早已成为经典。自他之后，除陈、隋·智永《真书千字文》略守祖法外，只有唐·孙过庭的《书谱》和宋·米芾的不少书作，仍然强调了这个重要的技法。综观隋、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行草大家，固然在用锋上各有特色，却均有简练（或称简化）这个技法的趋向，而把精力投注到对不同程度的“新理异态”追求上去。他们的用锋方法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均是顺应着毛笔“尖、齐、圆、健”的天性而作各自的用锋动作的。张瑞图不满足这种传统而“常规”的写法，却是以一种生拗的意趣作导向，使用笔只在露尖的侧锋上作横截翻折的动作，从而造成一种激荡跳跃的声势和剑走偏锋的感觉。拓展了用锋的新变化，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 倪后瞻也说：“其书从二王草书体一变，斩方有折无转，一切圆体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水，然亦从结构处见之，笔法则未也。” 张瑞图还从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劲峻厚的笔法。近人张宗祥《书学源流论》曰：“张二水，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 张瑞图奇逸书风的形成，更是时代审美思潮转捩的产物。在有明一代姿媚书风占主流的时尚下，萌发著一股尚丑、尚狂狷之美的思潮，明初张弼 “怪伟跌宕”的草字、陈献章“拙而愈巧”的茅龙笔草书、明中期祝允明（祝枝山）“纵横散乱”、“时时失笔”的狂草，都显现出反正统的倾向。至明中叶以后，随著商业城市的繁盛，市民文化的兴起，文学中“公安派”（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独抒性灵”说以及哲学上李贽（《泉州人名录·李贽》）等人“异端”思想的出现，使这股反正统、求“狂怪”的思潮获得进一步发展。在书法界，涌现出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批“狂怪”派书家。王铎虽称遥继“二王”，其实他的倔强之态业已破坏了“二王”的“不激不厉”的平和风范。黄道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直追索靖，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高超。倪元璐对颜真卿、苏轼作新态的别构，都是从峻其风骨入手。其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傅山的“宁拙毋巧”说，更是从理论上予以了提倡。这些人历史地转移了时代的审美风气，然而走得最远的，无疑是张瑞图。他们抛弃中和、优美的姿态与规范，结体支离欹侧，以丑为美；笔墨随兴而运，打破“藏头护尾”、“平正安稳”等形式美规律，肆意挥洒，棱角毕露；布局不求平衡和谐，而是纵横交叉，散散乱乱。这种以丑怪、狂狷为美的书风，在明末清初风行一时。张瑞图作为其中一员，不仅在“晚明四家”中独标风范，在这一行列中也堪称佼佼者。近人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评述：“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 张瑞图的书法，在外在形态、笔墨形式上，与黄、倪、王、傅有许多相近之处，呈现出趋同的审美追求。清·杨守敬《跋张瑞图》曰：张氏“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道周）伯仲。” 但是，张瑞图之名不列入风格相伯仲的黄、倪、王、傅流派之中，却与蹊径迥异的邢、米、董并称，这只能说明张瑞图的书风与诸家存在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复杂关系。张瑞图的字确很“奇逸”，但有时奇得出格，不少字结体狂怪，难以辨认；逸也有些过分，不少用笔纵放无度，犹如画符。据《桐阴论画》附注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水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此说至少说明张瑞图书法很怪，带有符录的味道，可作祛灾的符录悬挂。另外，张瑞图反柔媚而走向极端，一味硬倔，过分外露，少含蓄文雅之气。如清·梁巘《评书帖》所论：“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张氏在艺术追求上的偏激、失度和品位不高，与他政治上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无疑是人品对书品的影响。因此，张瑞图与倪、黄等虽同属奇倔书风，却不能归入一类，更不能并称。
